一、禅悟成功

　　有一高僧，弟子问其成功原因，答曰：“吃饭、睡觉”。弟子思索多日不解其意，又问师傅：“吃饭、睡觉怎么可以成功？”答曰：“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弟子这才省悟。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该干什么的时候就干什么，干什么都必须一心一意。专心致志，是成功秘诀之一。

　　有一个小和尚，去向一高僧求教时，自己先谈了一番高论。老和尚一边静听，一边倒茶。茶杯满了，老和尚仍往里倒，直到茶水溢漫到茶几上，小和尚急了，说：杯都满了，怎么还往里倒茶呢？老和尚呵呵笑道：是么？满了就倒不进去了？小和尚当下便悟。禅道讲求开放和博大，不能满足于已有的知识、经验和成果，“空”，才能装进新东西。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与时俱进，研究新事物，吸取新知识，开辟新途径，才能有所作为。这是成功秘诀之二。

　　有一位修禅者在山上不避风雨地打坐，一位禅师便在他旁边哗哗地磨砖。修禅者被噪得烦躁不安，问他：“磨砖做什么？”禅师说：“磨砖做镜。”修禅者又问：“磨砖能做镜吗？”禅师问：“磨砖不能做镜，枯坐便能成佛吗？”修禅者一听，悟了，打起包裹走人，云游天下，请教名师去了。实践出真知，实践出成果。一个人不能禁锢自己，要到实际中去学习社会，学习他人，实事求是地去充实自己，这是成功秘诀之三。

　　一些禅道颇深的人都极欣赏这句禅语：“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此禅的禅智功夫人说：“未参禅时见山是山，既参禅后，见山还是山，可悟禅之后，见山又是山。”做任何事情重在过程，有了科学合理的过程，才会有理想的结果。要真心地细致地去“见山”“见水”，要见到山高水长，见到山的雄传和水的柔美，见到山不转水转，见到山水的共生共荣。真见才有创见，有创见才有创造，创造即是成功。这是成功秘诀之四。

　　禅道禅智也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禅道可悟，禅道需悟，各人各有其悟。对于禅道，有心悟得之，使之活跃于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大大的有益。

　　二、从性格，看命运

　　什么是理想的性格？理想的性格就是无性格，它的实质不可名状，正像含盐的水虽咸却没有苦涩，虽淡却非索然无味，具有这一性格特征的人望之伊然，接触起来却和蔼可亲，但正是在这和蔼可亲中，他却包容着一股强大的威力。因此，这类人不怒而威，勇猛却不凶残，仁慈而不手软。他的基本性格特征是中正平和，表面看上去似乎总是那么平淡，毫无个性可言，但做起事来，他的性格又变化万端。从这一点上看，这类性格的人确实像水。

　　水是温柔的，她透明、无色又无味。溪水潺潺，此时，她给人的是欢快愉悦。水从屋檐一滴一滴落下，时断时续，绵绵不绝，这时，她给人的是一种滴水穿石的坚韧。长江滚滚东逝，惊涛拍岸，这时，她给人的是一种撼天动地的力量；苍茫大海，乌云蔽日，此刻，她让人感觉到无边的恐惧。

　　水何以能如此呢？因为她有柔的性格、忍的性格、变的性格。柔赋予了她包容一切的胸怀；忍赋予了她积蓄力量的耐心；变赋予了她抓住机会通达大海的手段。　

　　古语云上善若水，其实理想性格像水。

　　具备了这一性格的人，身陷逆境需忍让之时，他的性格表现得忍性十足；机会出现，需要决断之时，他的性格又表现出毫不犹豫的果断。该仁慈之时，她总是慈眉善目；该勇猛时，他又势如猛虎下山。紧要关头，他心细如发，任何微小的变化皆能发现；开拓之时，他又豪气勃发，再大的局面他也能把握。这类性格的人，他们既豪迈果敢而又不拘小节，细腻丰富而又善解人意......

文章来源：凤凰博报 > dr.bear的博客

　    达摩一苇渡江，少林在他来了之后从翻译佛经的寺庙成为了禅修之地，而据说五代十国时，高僧福居邀集十八家武术名手来少林寺学习演练三年，各取所长，汇集成少林拳谱。僧众习好武艺，在乱世之中，无疑为了自卫。少林僧兵，起初就是只是一个为维护寺院不受社会战乱侵扰而建立的武装组织。

　　传说少林十三棍僧曾救过唐王。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渊逼迫隋恭帝逊位称帝。当月，原隋朝东都留守元文都与左武卫大将军王世充拥隋越王侗，续称恭帝，年号皇泰，与李唐争天下。次年，王世充废越王侗称帝，立国号为郑。王世充称帝后，拥兵嵩洛一带，并占据了原属少林寺的隋朝封地柏谷坞庄园，直接损害了少林寺的利益，并随时有可能危及全寺，因而激起全寺僧众的强烈不满。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率军讨伐王世充，不幸战败。紧要关头，少林寺主持志操、昙宗等率僧兵突然出现，截断王世充后路，并生擒王世充之侄王仁则，迫使王世充投降。

　　李世民为感激少林僧众，赐僧袍各一袭，良田四十顷、水碾一具，除昙宗受封大将军外，余者“时危卿作将，事定复为僧”。自此少林武艺也渐为天下追捧，而少林武僧也开始在历史舞台中占有特殊一席，少林僧兵成了特许存在的一支队伍。

　　有记载的朝廷调用少林僧兵以明朝最多，顾炎武《日知录》称“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淞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队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皆战死。”

　　这名法号月空的僧人响应号召，率领三十多人奋勇抗击倭寇。后因误入敌军埋伏，全体阵亡。据称少林方丈闻讯后带着一百僧兵，口宣佛号棒杀倭寇上千人。

　　可见僧兵武艺出众，以一当十。《僧兵首捷记》说：“僧兵骁勇，不以首级论功”，这支队伍在作战之时，“暗约以靛青涂面，贼见青脸，红布蒙头，疑为神兵，胆已唬落。”感觉有点类似当今的特种兵。

　　明朝的一些政府军将领曾对僧兵的武艺有所怀疑，于是还设计了一次比试。他们派了八名彪悍的士兵持铁棍突然袭击僧人孤舟，孤舟一无所备，以偏衫袖却棍，一棍为袖所裹，信手夺之，反击八人，八人应棍而倒。至此，该将领终于叹服。

　　因为僧兵武艺高强，“骁勇雄杰”，所以“官兵每临阵，辄用为前锋”。而僧兵一般使用的武器是铁棍，《倭变事略》载：某僧兵乃“手执铁棍，以古大钱贯铁条于中，长约八、九尺，重约三、四十斤”。 僧人们舞动铁棍，“运转便捷如竹杖”，一击下去就是暴头，“一贼舞双刀而来，月空坐不动，将至，身忽跃起，从贼顶过，以铁棍击碎贼首。于是诸贼气沮。”

　　除此外，僧兵也有防身甲胄，当然不是武侠功夫电影里的武僧那样穿袈裟，而是一些皮甲。所谓“密雇皮工造皮甲，竹工造毛竹甲。皮甲在内，竹甲在外”。

　　值得一提的是，僧兵毕竟是方外之士，除非不得已响应政府征召应急接战外，他们在局势和缓之后，尽管建立功勋，但往往不贪图富贵，选择离开。所以，当明朝开始大规模扫荡倭寇，僧兵“班师后，当道莫与奏功，而仅赏银牌，退归山刹。

故此，天可汗不仅令史家称羡，更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战略学者的重视，希望通过对天可汗制度的研究，吸取相关历史教训，找到一条在当今冷战格局瓦解、已不存在共同假想敌的情况下，如何重建国际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天可汗制度本身即无假想敌，其主要功能即征召诸蕃部队讨伐“不德”，即不遵奉唐天子号令，擅起边衅的国家如高句丽、薛延陀等。）

天可汗制度始于唐代武功鼎盛之太宗时代，高宗承太宗志灭西突厥后再度扩张，武后摄政为维持国内高压统治大杀边将，帝国之威信受到短暂的挑战和震荡，玄宗时代国力复振，玄宗本人即以天可汗身份排解各国纠纷达七次之多，衰于安史之乱，代宗以后名实俱亡。本文拟从以下三部分加以详细解说：1、天可汗释义；2、天可汗制度的运作；3、天可汗制度的缘起、兴衰及相关历史背景分析。

一、皇帝 天可汗 释义

太宗以“天可汗”之称君临四夷之事始末，通鉴、两唐书、唐会要等史书都有描述，其中以杜佑的《通典》记述最为详尽：

大唐贞观中，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降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百二十余万口。时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制曰： “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咸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临统四夷，自此始也。

按传统说法，天可汗为国际盟主，西北部落直接称臣于中国者，称唐皇帝为可汗，不称为天可汗，二者有别。罗一之即谓：称太宗为可汗者，直以其地为中国属地之一部分，故须置吏设治；称天可汗者，则为国际和绥之联合首领，故即以其国首领为都督，而不别为置吏，户籍亦不上于唐之户部也。

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中沿用了这一说法，并引《资治通鉴》贞观二十年（646）铁勒诸部，请上太宗为可汗，皆请置吏，唐廷遂将诸部设置瀚海等十三个羁縻府州，以证其说法。然此说却有相互矛盾之处，如高宗时代西域十六国及昭武九姓向唐称臣，并置州县，以诸国首领或为都督或为刺史，一如铁勒诸部，是故理当称唐帝为“可汗”，然罗氏却将西域十六国及昭武九姓划归为国际组织之一环，称唐帝为“天可汗”。突厥本已为太宗、高宗所灭，属地置为州县，应属直接称臣，但按《唐会要》记述，阿史那德吉利在称唐玄宗时，也是“天可汗”而非“可汗”，并不符合其说法。

相形之下，朱振宏提出天可汗为外族对太宗之尊号，代表其地位是高于西、北各诸民族君长可汗之上，与称唐帝者是否为中国领地或是国际组织一环无甚关系，太宗为共尊的“天可汗”，对外为国际盟主，对内已臣服的诸藩行使职权——“行可汗事”，此说似乎更为合理。

太宗以大唐皇帝身份兼任西北诸藩可汗，任命本族人为各内附州县首领，接受唐官官职如都督、刺史的同时按照其本族习惯称可汗等，以免其族人 “伤亡国之痛”，如阿史那思摩既是乙弥泥孰侯利可汗，又是唐化州都督，右武侯大将军等，在接受唐廷管理的前提下（如派官员参政监督等），尊重其本地风俗享有高度自治，其做法与千百年后邓公的“一国两制”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其先例则可上溯至五胡乱华时期的刘渊建汉。

匈奴人刘渊因慕汉风，自认为汉高祖刘邦后裔，尊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昭烈帝刘备为先祖，自封大单于兼汉王，开胡汉官制混用之先河。其子刘聪更进一步在国内实行胡汉分治，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主要统辖汉人；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主要统辖胡人。北朝诸君多有仿效，反映到北朝民歌《木兰辞》里，即同时有“可汗大点兵”与“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之语，其中的“可汗”与“天子” 明显是指同一个君主。

到了隋代，突厥因天灾之故，国势骤衰，遂在隋文帝杨坚挑拨分化及军事打击下分裂为两部，启民可汗称臣内附，上隋文帝尊号“圣人莫缘可汗”，意指圣贤的、富厚的君主，隋文帝即为隋朝皇帝兼突厥名义上的君主，是为中华天子兼异族国君的前例。炀帝继位后也继承了这一称号，继续对启民可汗大加赏赐，几乎达到了“穷一国以奉一人”的程度（据史家分析，炀帝大概是想借突厥兵马攻高丽吧）。然自始毕可汗立，炀帝在赏赐他大量珍宝和一个公主之后，欲施杨坚故智立始毕之弟射匮为可汗以削弱始毕，始毕立刻和隋朝决裂，并转而与隋为敌，兵困炀帝于雁门。突厥从此成为边患，隋末大乱中先后入侵中原数十次，掳掠中原人口达八万之多，直至李靖那次著名的雪夜夜袭之后，局势方才彻底扭转。 

殷鉴不远，唐太宗在观照五胡时期的“胡汉二重体制”与隋朝国君兼任外族君上的前例下，接受“皇帝·天可汗”尊衔。然与隋朝所不同的是，隋朝皇帝“圣人莫缘可汗”仅是代表隋帝兼任突厥（或西突厥）一族名义的可汗；而唐太宗的“皇帝·天可汗”却是代表着唐朝皇帝兼职西域、北荒诸民族共同拥护的君主，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首例，其意义自是不同，因此太宗在接受“皇帝·天可汗”位号前，先是颇有疑惑，故有“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天可汗事乎？”之疑问，殆群臣及西域、北荒君长咸称万岁后，太宗才接受“皇帝•天可汗”尊号，这也是唐朝“皇帝·天可汗”最具特殊意涵的地方。（朱振宏语）柳宗元有诗称颂此一盛况：

麹氏雄西北，别绝臣外区。既恃远且险，纵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师，熊螭以为徒。龙旂翻海浪，馹骑驰坤隅。贲育搏婴儿，一扫不复馀。平沙际天极，但见黄云驱。臣靖执长缨，智勇伏囚拘。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群趋。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兵戎不交害，各保性与躯。

二、天可汗制度的运作

如前所述，天可汗制度为太宗时建立的维系国际和绥关系之机构，用以平抑各国之侵略。贞观四年唐击败东突厥始，唐在亚洲已无对手，遂在“王者视四海为一家”的观念下，建立起以唐天子为盟主，唐帝国为绝对核心，四周邻国为卫星国的天可汗体系，诸蕃借用大唐的声威稳定地区秩序，唐帝国则利用诸蕃来互相牵制维持权力均衡，减少军事开支，目的在于扶助弱小，抑制侵略，运用德、力维持东亚秩序，造就礼、刑世界的典范。天可汗的职权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等方面：

1、 政治上完善了册封制度，各国后嗣承袭其位必须经过天可汗册封认可，并通过赐唐官官职和唐官参政的方式来强化控制。

不仅是内附州县，天可汗体系内的各藩国嗣君继位均需受天可汗册封认可，并赐唐官官职。薛延陀、突厥、回纥、契丹、新罗和奚等君长嗣位，在正常的情况下，几乎都接受了朝廷的册封。如回纥汗国存在九十六年，其中十三名汗有十二名接受了唐廷的册封。受太宗册封的君长迷失度（唐官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为其侄乌纥所杀，唐廷先擒杀乌纥，然后遣兵部尚书崔敦礼往安抚之，立迷失度之子继任大俟利发、“使持节回纥部落诸军事、瀚海都督”，足证大唐对藩国君长有废立大权。如被册立君长有反叛行为，其官职便会被剥夺另立新君，“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新唐书*北狄》）。诸国君主并同时受唐官官职，表明其为唐帝国行政体制中的一部分，如新罗国王为鸡林州都督等。必要时中央还会派唐官参与执政。

除嗣君继位需受唐册立之外，各藩国还需向唐廷履行充质、入觐、朝贡等义务。据《唐六典》所载，唐关内道“控北蕃、突厥之朝贡”，河南道“控海东新罗之贡献”，河北道“控契丹、奚、室威之贡献”，陇西道“控西域、胡戎之贡献”，江南道“控五溪之蛮之贡献”，剑南道“控西洱海群蛮之贡献”，岭南道“控百越及林邑、扶南之贡献”，此为天可汗时代唐对各藩国朝贡的管理情况。

入觐之风则自贞观四年太宗灭东突厥始开，太宗晚年“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玄宗时规模达到空前程度，“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鸿胪寺、礼部不胜其烦，加之朝廷例必回礼封赏，中央一度因入觐者太多而明令禁限。

充质则是藩国慑于唐廷威力或为邀朝廷信任而派遣子弟入朝长期居留京师，通常被派以侍卫天子，称“宿卫”。由于绝大多数充质是各藩国主动提出，有一些史学家因此认为此类行为较少武力强迫色彩，而是藩国自愿的。比如有认为高句丽和唐敌对期间，高丽王要求送王子来长安留学唐廷竟也答应，说明大唐是如何宽大。但查诸史籍，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李世绩大破高丽，十二月高丽王遣子莫丽支任武入朝，谢罪的意味是很浓的，虽则是高丽主动提出，但仅仅因此来判断高丽王子是主动来长安留学的，似乎不妥。当然，大唐也没有虐待这些为质的小王子们，也的确有不少藩国王子因慕长安繁华，为质期满后“固请留宿卫”，但究竟是武力强制，还是主动留学，仍须结合具体个案分析。 

2、军事上，唐帝可藉由征兵权的行使，排解、仲裁各蕃国间的纠纷，讨伐不义以及助国征讨等事项。

天可汗制度的积极功能即为组成联军，来讨伐不遵守盟约的国家，共同维持国际秩序。藩国有对唐帝国尽捍边征讨之责，受唐遣发，为唐征讨。《新唐书*西域传》载：“西曹者，隋时曹也，南接史及波览，治瑟底痕城……武德中入朝。天宝元年，王哥逻仆罗遣使者献方物，诏封怀德王，即上言：“祖考以来，奉天可汗，愿同唐人受调发，佐天子征讨。”

“失蜜，或曰迦湿弥逻。北距勃律五百里，环地四千里，山回缭之，它国无能攻伐。……遣使者物理多来朝，且言：“有国以来，并臣天可汗，受调发。国有象、马、步三种兵，臣身与中天竺王厄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战辄胜。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虽众二十万，能输粮以助。又国有摩诃波多磨龙池，愿为天可汗营祠。”此皆说明受唐天子令调发征讨是藩国必尽之责。

贞观八年吐谷浑寇凉州，太宗命李靖“并突厥、契苾之众击吐谷浑”。（通鉴），这是天可汗制度成立以来第一次组成联军出兵。贞观二十一年，龟兹王失臣礼并侵凌邻国，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连兵进讨。贞观二十二年，中天竺阿罗那顺截击大唐使者尽掠诸国贡物,王玄策檄调吐蕃尼婆罗（今尼泊尔）兵平之，“获其妃及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馀所，俘阿罗那顺以归。”（通鉴）玄宗时以天可汗身份调解国际纠纷达七次之多。贞观十五年，薛延陀侵突厥，太宗命张俭为统帅，率奚、契丹等兵马助突厥击败薛延陀，乱平后，太宗告薛延陀使者：“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汝自恃其强，逾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狼狈如此！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这正说明太宗以盟主（天可汗）之尊，责薛延陀负约，盟主（天可汗）有征发各汗联军讨伐不义之权。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何为不德，该受何种处罚，天可汗制度对此并没有明确严谨的章程公约之类，这也是有学者因此质疑的地方，故此，天可汗制度应该不是一个完善严谨的国际仲裁机构，而是类似现代“集体安全”的联盟体系。纽先钟认为，天可汗体系是在唐“中国即天下”的概念下产生的，在“天可汗”之下，所有的国家部族结成联盟，以体系内全体成员的力量对破坏体系内和平的成员国施以制裁，从而确保体系的稳定和世界秩序的维持。天可汗制度并没有假想的敌人，这和集体防御有一个假想对象不同，所制裁的对象也是体系内破坏和平的国家。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天可汗制度有现今联合国的作用，但联合国为委员制组织，天可汗制度则为首脑统帅制（罗香林）。《新唐书》对此描述为： “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

综上所述，唐朝的“皇帝天可汗”是以皇帝之号“下行”可汗事，其职权表现在：政治上，印玺有对外专用的“天子三宝”，诏书、册文有一定的形式称谓，册封制度也有进一步丰富实质内涵；军事上，唐帝可藉由征兵权的行使，排解、仲裁各蕃国间的纠纷，讨伐不义以及助国征讨等事项；律令上，《唐律》中的 “化外人相犯”条，代表着中国在唐朝时，已经具有现今法学原理中“国际私法”性质，显示《唐律》能适用由各地区，成为国际性的法律，唐朝已是一個世界性的帝國。

三、天可汗制度的缘起、兴衰及相关历史背景分析

天可汗制度始于大唐武功鼎盛之太宗时期，衰于安史之乱，代宗之后名实俱亡，凡一百三十七年（罗香林语），在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两大盛世期间完全主宰了唐的对外关系，其兴衰则于大唐的国力紧密相连，抚今追昔，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后人深思的。

1、 太宗时代：天可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网上现在有种观点，认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乃至日后的五代十国之变局，肇因于唐太宗迷恋武力征服和领土扩张，弃中原之根本导致中央弱而地方强引起，甚至天可汗的称号也被说成是太宗之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表现，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对于初唐时的国际形势和典章制度缺乏了解之故。唐初实行的是府兵制，平时务农，战时出征，这就是为何武德年间李世民身为天策上将兼十二卫大将军，名义上已掌握了全国的兵权，而宫廷斗争中却一直处于下风的原因。只因他虽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但在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下非战时奉皇命不能调发，承平时期根本无兵可调。而太宗时期，府兵制一直都运行良好，在这种制度下将领根本不可能坐大，更别说什么中央弱地方强了。节度使是在睿宗时才成为固定官职，玄宗时始完成确立节度使制度的，故此有人说唐衰亡的根源就在于府兵制的破坏（当然这种说法也比较偏激）。而天可汗制度的建立，也是迫于唐初国际形势恶劣非加强武备不可，而太宗却不欲在军事方面开支过度，是以想出这样以夷制夷互相牵制权力平衡的办法。

先看一下大唐开国之初的国际形势，可说是相当严峻，历经隋末战乱，百业凋敝，全国人口仅剩下1000多万，就连小国高昌，也敢阻服王化。北方有强盛的突厥，号称控弦百万，盛极一时，之后薛延陀，回纥，此起彼落，强邻始终在侧，西南吐蕃勃兴，西北有高昌吐谷浑，东部有高丽衅边。以上每个国家能够动员的军队都不下数十万。而在贞观年间，全国府兵总数也不过六十万（见《唐会要》），而同时上番宿卫不超过十万人(即全国常备兵力，见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李世民经玄武之变，更需时间和智慧度过瓶颈期，内有庐江王李瑗，罗艺等叛乱，山东故太子势力也蠢蠢欲动，贞观元年旱灾，二年蝗灾，三年水灾，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生存环境之恶劣，较两宋不遑多让。其中以东突厥为患尤烈，李世民初登基即长驱直入兵临长安城下，李世民被迫签订渭水之盟，可见边患之严重，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故此，好容易到了贞观四年风调雨顺，即出兵灭掉东突厥，从发兵到回朝前后不足3个月，曾盛极一时的东突厥就此灰飞烟灭。然而，如何处理突厥部众，如何对待新兴的薛延陀回纥等势力，又成了难题。

因大唐国家初立，百废待兴，一切从简，官吏精简到只剩600多人，又因天灾频频，经常减免赋税让利于民，长安城后期的后勤已经十分依赖漕运，但太宗时代根本不成问题，便是本着节约为上的原则，一切开支能省则省。现在国境线凭空多出那么长，如果按照传统的修长城遣兵士戍边的方法，中原的劳动力本就不足，后勤供应更要增添许多花费。故此思前想后，干脆不修长城，而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建立起天可汗制度，规定各部落的大致疆界，要求他们各守疆界不得相互侵略，否则唐将组成天可汗联军予以惩罚，这样弱小藩国可以借唐的声威得以维持，唐可以利用各国之间的权力平衡来相互牵制，也可以防止由于兼并而产生新的强大势力，即使要出兵，也可以利用各藩国的共同力量，减少不少军事开支和人员伤亡，可谓一举数得。

故此，初唐时期在边境陈兵并不多，而是散布监听站于番境，一旦有警立即驰告中央，再由中央做出反应，或征或抚。“收汉戍卒，处之内地，减少粮费，兵家所谓治力之法也。但择汉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经久，或遇有警，则汉卒出焉。” 初唐时建立的军事国家化的府兵，则以内敛形式集中以拱卫首都及中央，各地要塞镇戍警方体系，也由府兵轮调，建制上实无地方兵团。地方有变，则由警方体系先行防御，中央派军驰援作战，戎平即还，府兵虽属军府统领，但又同时隶属于州县，军府不得自行征调，调兵须有皇命，地方上不见命令不发兵，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结党和割据。这样唯一的缺点是不利于应急，太宗于是从两方面加以弥补，政治上以德抚之，边境要员选择德才兼备处事灵活的，严禁擅起边衅侵凌小国的，贞观朝的边将如李世绩李大亮都是名将良吏。军事上勤修武备，贵精不贵多，中央军向不轻出，一旦出兵务求一击即中，威慑四方，所以边境虽然没大量驻兵但也没几个敢轻易惹唐的。如松赞干布曾以20万兵力攻松州，虽然地方不敌告急，但一旦唐中央出兵，虽然只得5万人，大军未至前锋已夜袭吐蕃大营斩首千余而还，吐蕃因此老实了数十年。如此恩威并用，德刑并举，建立起东亚地区的天可汗轴心体系。唐朝由此成为中原大一统王朝之中第一个不修长城而依然武功鼎盛的帝国。 

贞观二十年，唐灭薛延陀，回纥和铁勒诸部内附，修参天可汗道，是为天可汗制度的完善和第一次扩张。薛延陀是东突厥灭后的新兴势力，一向桀骜不驯，不服唐制。先有不听唐号令擅攻突厥余部一事，太宗遣李世绩败之，并当面告诫。后贞观十九年太宗东征高丽，薛延陀又出兵骚扰唐界，还遣使来见太宗探听虚实，太宗知其不臣，为免薛延陀坐大成为大唐之患，回师之后即命回纥诸部统大军攻薛延陀，唐发兵以应和，此战以唐将李世绩为统帅，之后回纥和铁勒诸部正式内附，并在回纥酋长的请求下修建参天可汗道，加强唐帝国与诸藩的联系，这是天可汗体系的第一次扩张，唐帝国的疆域也由此扩展到贝加尔湖以北地区。

2、高宗时代：天可汗体系的再度扩张

唐高宗大约是历史上被矮化得最厉害的一个君主。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男人的尴尬，老爸是千年仅出的大帝，老婆是千年仅出的女帝，任何人撞了这样的大彩可能都会变成什么也不是。于是，人们普遍认为高宗开始是长孙无忌的傀儡，后来是武则天的傀儡，完全毫无才能毫无建树，事实是否如此呢？看看高宗时的名将：安西都护裴行俭，就是著名的反武人士，武则天被册立为后他公开说国家祸乱，自此而始，但高宗一朝都颇受重用，被赞为“卿文武兼资，故授卿（文武）二职”，为安定西域做出很大贡献。而裴行俭正是灭百济、西突厥的主将苏定方的唯一爱徒，以为当今之世，唯裴行俭可传其兵法，二人关系之亲密可见一斑。苏定方贞观年间随李靖出征东突厥崭露头角，但大显身手却是在高宗时期。以武后对政敌的凌厉手法，是不可能重用裴苏二人的，这从她亲政之后把裴行俭的兵书没收泄愤可见一斑（时裴行俭已经去世）。此外，高宗朝屡屡击败西突厥的名将王方翼，更是废皇后王氏的堂兄，高宗去世后立刻被贬死于流放途中，可见高宗朝前期对外战争的胜利，主要还是应该归功于高宗本人。他在提拔将领、开疆拓土方面是值得称道的（武后没理由重用自己的政敌），唐王朝的疆域，亦是在高宗的手里，达到了极盛。

查武后摄政事，通鉴上有如下条目：显庆五年（660年）： 冬，十月，上初苦凤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长孙无忌死于同年七月）。

“或”字，就表明还不是什么事都委之天后，只是有时让天后办事。所谓“处事皆称旨”说明了天后并不擅权，办了事都向他汇报，并得到了他的认可。一个“始”字还表明以前从来没有让她处理过政事，最后决策都是高宗自己。

接着有高宗认为武后干政有意废后，招上官仪密谋不果，武后权势进一步增强，始有麟德元年（664年）事：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然上元元年（674年），有天后上书建言十二事，如劝农商、息兵、广言路、习《老子》等，帝“皆下诏略施行之”，可见天后建议必须通过唐高宗的同意才能施行，“略施行之”，证明不是完全采纳，尤其是息兵，具体讲就是高丽战争，高宗一定要打，至此天后才能上表劝谏。可见麟德元年之后武后并未能完全把持朝政。

时至上元二年（675年）高宗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中书侍郎昌乐李义琰曰：“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 上乃止。说明高宗病情加重，已不能管理朝政，欲委之天后受大臣劝谏不果，遂于令太子李弘、李贤监国。武后于是连杀二子，高宗不能制。12永淳元年（682 年）让太子显监国，此时已可认为高宗长期病重大权已然旁落。

故此，我认为显德五年不应视为武后把持朝政政由己出的标志，而是此后武后干政的程度逐渐加强，上元二年至永淳元年后基本可视为武后实际执政时代了。之前对外战争的胜败，则应由李治负责，包括对西突厥及高丽的胜利，以及对吐蕃的失利。 

高宗朝的对外关系，概括起来分三类：1）灭西突厥，天可汗体系进一步扩张 2）灭高丽，大唐疆域此时达到极盛 3) 对吐蕃战争失利，大非川一战破除唐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灭西突厥：太宗时代，已基本完成对西突厥的分化和包围工作，李靖平吐谷浑，侯君集灭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遂立安西四镇，这是大唐经营西域的开始。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以称臣内附的突厥人阿史那贺鲁为左卫将军、瑶池都督，令其招讨尚未服唐的西突厥各部。贺鲁击破西突厥首领乙毗射匮可汗，西突厥十姓诸部皆来归附，遂拥兵数十万，势力逐渐坐大。时太宗已去世，贺鲁遂自号沙钵罗可汗，起兵叛唐，安西四镇失守，并发兵攻唐庭州，时为永徽二年(651 年)事。

这时唐高宗刚刚登基，朝内与边疆都产生了一些麻烦。这是君王更替的附属产物，因新君初立，君权尚欠巩固。永徽四年(653年)处置了房遗爱、薛万彻等人的谋反（有说这个主要归功于长孙无忌），永徽六年立武氏为后，次年即显庆元年(656年)改立李弘为太子。此时长孙无忌已然失势，内政基本稳定，遂于显庆二年(657年)以苏定方为主帅大举用兵西突厥，生擒沙钵罗可汗贺鲁献俘昭陵，并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西突厥灭亡。显庆三年 (658年)五月，高宗重设安西四镇。

西突厥的灭亡，为稳定西域局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原来依附西突厥的小国纷纷归降大唐。显庆三年(658年)石国曹国等昭武九姓（今俄国、土耳其及阿富汗东北部）内附，唐高宗下诏以其地置州县府一百二十七个。显庆五年(660年)，高宗再派大将军郑仁泰带兵讨思结、拔也固、仆骨、同罗四部，三战三捷追奔百余里，斩其酋长而归。龙朔元年(661年) 吐火罗、哒、罽宾、波斯等西域十六国（今中亚细亚至伊朗一带）内附，高宗下诏以其地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龙朔二年(662年)铁勒九姓叛变，高宗派薛仁贵出兵天山，薛仁贵三箭射杀三人，余部下马投降，薛仁贵率军渡碛北，生擒叶护兄弟三人，胜利而归。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漠北悉平。

昭武九姓及西域十六国的内附，标志着天可汗体系的进一步扩张。罗香林有云：天可汗制度存在一百三十七年，其中以贞观四年至显庆年间，最为荣耀。李治无疑应记一功。

灭高丽：显庆五年(660年)，利用百济入侵新罗，新罗王春秋上表求救之机，高宗派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总管，讨伐百济。八月，义兹隆及诸城主皆降。分百济为五部三十七郡，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又把百济划入大唐疆域。

乾封元年(666年) ，高宗又以李勣动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经两年苦战，于总章元年(668年)，终破高丽，分高丽为五部，置九都督府，设安东都督府于平壤，以右威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纵兵两万以镇抚之。其间白江口海战，为中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唐军以少胜多完胜倭寇，此后日本完全折服于大唐国威之下，掀起从政治制度、文化生活到宗教哲学全盘仿效大唐的风潮。《大宝律令》便是模仿唐律所制，日本天皇亦曾取贞观等作为年号，以致后世引起混淆。比如唐贞观年间未曾铸钱，传世的“贞观通宝”其实是日本所铸。

高丽的覆灭和安东都护府的成立，使大唐帝国发展成东有高丽，西尽波斯，北至西伯利亚，南至林邑(越南)的疆域广大、多民族融合的强盛大国。唐朝疆域，此时达到了极盛。

战吐蕃：然而唐征服四方，却在西南边陲遇到劲敌，即是新兴的吐蕃。时松赞干布已死，宰相禄东赞独揽大权，不忿吐谷浑内附唐朝，发兵攻打尽覆其国。唐廷调解未果，双方从此交恶。高宗于是任命薛仁贵为主帅进攻吐蕃并援送吐谷浑还故地。此役，唐军出动10余万人，欲长驱直入，一举击败吐蕃。薛仁贵深知吐蕃军兵多将广，且以逸待劳，唐军须速战速决，方能取胜。故留郭待封率2万人守护辎重、粮草，令其于大非岭上凭险置栅，构筑工事，自己亲率主力，轻装奔袭，大败吐蕃，薛仁贵乘胜进占乌海城，以待后援。但郭待封自恃名将郭孝恪之后，不服薛仁贵管制，擅自率后队继进，又未能及时与主帅会合。吐蕃军抓住战机，以20余万之众邀击其部，郭待封不能抵敌，辎重、粮草尽失。薛仁贵被迫退保大非川。吐蕃军遂在号称“吐蕃战神”的钦陵指挥下，以40余万大军逼唐军决战。薛仁贵无险可据，更无粮草供应军需，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大非川一战，是唐朝开国以来对外作战中最大的一次失败，由于将帅失和，唐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破灭。吐蕃从此信心爆棚，频频寇边。战后，吐蕃再发兵攻陷西域十八羁縻州，又联合于阗攻陷龟兹，唐廷被迫罢安西四镇，直至调露元年（679年），裴行俭平定阿史那都支等人的反叛后，王方翼筑碎叶城以代焉耆，才重置四镇。

仪凤二年(677年)，高宗李治鉴于来自吐蕃的威胁，颁发《举猛士诏》，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勇士，选择臂力过人、弓马娴熟的军事人才编入新军，以便进行军事反攻，很快组建了一支精锐之旅。这时在高丽战争中表现出色深受高宗信任的刘仁轨（即白江口海战的指挥者），因与中书令李敬玄有隙，故意推荐李敬玄取代自己做征吐蕃的主帅。李敬玄本为文官，怯懦畏战，按兵不动，以图自保，致使部下刘审礼兵败被俘。吐蕃在名将钦陵指挥下，以绝对优势兵力再困李敬玄于死地，幸得黑齿常之率500名敢死士乘夜偷袭吐蕃兵营，李敬玄始逃出生天，但已损兵过半。其时，应猛士诏在军中的娄师德奉命收集散亡将士，唐军复振，旋又奉命前往吐蕃，双方谈和。由此吐蕃数年不再犯边，黑齿常之和娄师德也从此成为抵御吐蕃的著名将领。

青海之战后，高宗采纳太学生魏元忠的安边三策，不再采取从青海长驱直入吐蕃的战略；但也并未采用秦汉以来常用的修筑长城，分兵把口，进行防堵的办法，而是屯田备边，依托一系列坚固据点——军镇，相对集中兵力，实行机动防御，并伺机反攻，逐步扩大控制区域。（吐蕃曾依样画葫芦，也学着屯田，被黑齿常之一把火烧了个精光）西域有王方翼坐镇，河陇有黑齿常之捍边，保卫了大唐边境的安宁。青海之战，也标志着唐的对外国策，由进攻转为防御，虽然大唐国力依然鼎盛，兵锋依然强悍，但在吐蕃强有力的挑战之下，以往诸蕃眼中战无不胜的唐军神话已经破灭，西域、漠北，各不甘臣服大唐的势力都在蠢蠢欲动，昔日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可汗制度正面临着危机。

弘光朝廷不仅不以国事为重，反而想方设法粉饰太平，可谓苟且偷安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
    
    天令其亡，先令其狂，南明正是如此。
    
    南明之军政
    
    当时南明弘光朝廷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力、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对清方、大顺政权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淮河以南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受战乱破坏最小。
    
    南明弘光朝廷设江北四镇，共拥兵三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而正当大顺军西撤、清军在畿辅地区休整之时，山东、河南两省的官绅、土贼处于群龙无首，徘徊观望之际，非但弘光朝廷毫无进取之意，就连我们的史可法史督师也一样在军事上毫无作为。
    
    史可法曾奏称：“近阅诸臣条奏，但知催兵，不为计饷，天下宁有不食之兵、不饲之马，可以进取者？目前但有饷银可应，臣即躬率？为诸镇前驱。”
    
    史可法言之凿凿，然而当时史可法和他的部将是不是真缺饷呢？
    
    甲申五月建立江北四镇的时候，规定每镇额兵三万，每年供应米二十万石、银四十万两，由于当时一石米约值银一两，所以有的史籍径直写作一镇岁饷六十万，四镇合计每年二百四十万。
    
    然而这年九月十二日“东平伯刘泽清、总督田仰奏请乞饷。上谕：东南饷额不满五百万，江北已给三百六十万，岂能以有限之财供无已之求？”
    
    也就是说，至少在南明初期，江北四镇的军饷早已给足一年半之需，所谓缺饷云云，只是史可法不思进取的借口而已。
    
    南明政府拥有淮河以南辽阔的地盘，在明朝崇祯灭亡之前，明朝政府每年从江南各地搜括大量财物，弥补宫廷和边关耗资，基本上是以江南的财力供养北方的开销。如今北方各地相继沦陷，分别归属大顺和大清，南明政府在财政收入上绝对是绰绰有余，可是南明政府的财政还是入不敷出。
    
    在福王朱由崧出任监国的时候，有人主张依照旧例列入减免赋税的条款，以争取民心。但史可法却拒绝采纳，他说：“天下半坏，岁赋不过四百五十余万，将来军饷繁费，则练饷、剿饷等项未可除也。”
    
    明朝灭亡就是因为崇祯的横征暴敛，可是南明政府乃至史可法犹自不误，照征不误，甚至变本加厉，南明和大顺政权的“三年免征”以及清朝多尔衮进入北京后立即宣布废除三饷，赋税按万历年间的册子征收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可笑的是，在已经失陷于大顺和大清的地方，南明政府就很慷慨的免除赋税，福王登极诏书中大方的宣布：“自弘光元年始，山东钱粮全免三年，北直钱粮全免五年。”。真是自欺欺人。
    
    南明政府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军费开支却极度膨胀，左良玉和四镇将领在大清和大顺相持不下，两虎相争从中取利大好时机，不但无所作为，丝毫不见用兵，反而只求苟安，还为非作歹，给地方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更是威逼南明政府索要军饷，消耗国力，以至于南明政府财政入不敷出。
    
    李清《南渡录》卷三记，甲申九月“时正项所入止六百二十万，养军所出至七百五十余万，通计每年正项缺一百五十万”。
    
    工部与户部上言：“今天下兵马钱粮通盘打算，缺额至二百二十五万有奇，户部见存库银止一千有零耳。”
    
    因为南明财政收支不抵，户部就变相加征。
    
    甲申十二月决定“凡民间田土，熟田每亩二分，熟地每亩五分，山塘每亩一厘，给予弘光元年契尾一纸”，合计江南一年另“加折色银五十万六千四百五十余两，道路哗然”。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搜刮百姓财物无孔不入，所得金钱却几乎从来没有用于救济灾民、兴修水利等实政。除了豢养军队以外，财政收入的另一部分耗费于皇帝、宫廷和官僚，供他们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朱由崧即位于南京，马上“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皆不以节，国用匮乏”。
南明政府如此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地方军队更是形如强盗，南明之民心从此就已消失殆尽。
    
    讽刺的是，南明弘光朝廷依赖笼络藩镇而立，又以藩镇叛降而亡，他那倾尽国力，耗资巨大所豢养的军队，在清军南侵的时候，一战未接，大部分都投降。
    
    多铎初下江南的时候，投降的南明士兵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清兵南侵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
    
    以后陆续有左良玉之子左梦庚，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又是几十万的军力，这些汉将为大清击溃南明政府、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南明重用这样一些无耻将领，想不灭亡也难了。
    
    南明之灭亡
    
    南明小朝廷的无能腐败可谓中国历史之最。
    
    南明政府最大的失误在于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借虏平寇”。实行的是和大清共同讨贼，图谋划江而治的天真战略。
    
    南明政府之所以会犯下这种战略性的重大错误，原因是因为自身的腐败无能、不思进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党派林立，为争权夺利纷争不休。
    
    弘光朝廷建立的时候，正值吴三桂降清，联兵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之际。
    
    弘光君臣看到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收复神京，一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的“义举”。
    
    五月二十七日，大学士马士英疏“陈恢复大计”说：“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
    
    次日，弘光朝廷即决定“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券、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
    
    当政的文武大臣，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以起义农民为敌，而对多次犯中原，这时已经“攘取畿辅等地”的清方则一味退让，在“借虏平寇”的如意算盘下，围绕“定策”、“逆案”、“顺案”争权夺利。
    
    而军事方面，南明最为倚重的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
    
    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
    
    史可法以南明国防大臣的身份督师一年多，却没有任何成果，既没练兵，也没防御，更没有趁大清和大顺交战之际收复失地，一味苟安，最后清军南下，一败再败，退守扬州，以身殉国。
    
    不多久，南明弘光政权灭亡。
    
    因为清朝的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犯下了严重错误，南明后期得以顺势团结了几十万大顺军、张献忠的归降部队，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共同对付清兵，曾经辉煌一时。但是各个将领依旧各自为政，南明的几个大将，孙可望后期的飞扬跋扈，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卖身投靠；郑成功虽然有大志、有军事才能，却私心自用，断送华南抗清大业。之后退守台湾，一心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李定国也是悲剧，出滇抗清前期遭孙可望妒恨，无法在两湖、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却是郑成功的虚应，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最后只好死而后已。
    
    南明之灭亡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昏庸的皇帝，肆虐的奸臣，跋扈的将领，无能的督师，明朝的遗毒如党争、苛政、文人领兵都被完好无损继承下来，甚至还有所发扬光大，那么延续着明朝的灭亡之路走向覆灭也就顺理成章了。
皇太极的改革
    
    皇太极这个人很不简单，以往我们过多把目光放到他在军事的胜利上，而忽略了他在政治上的大规模改革，而后者才正是后金兴起的主要原因。
    
    在努尔哈赤当政的晚年，政策上有不少失误，他实行对对汉官汉民的残暴政策。屠杀、镇压、奴役激起汉族各阶层的反抗，造成后金社会的动荡不安。
    
    皇太极即位后马上就调整对待汉官汉民的政策，使汉官汉民的地位有所改善，以缓和女真族与汉族之间的尖锐矛盾。
    
    在皇太极即位后的第四天，就颁布了一项命令：“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
    
    在颁布这项法令以后的第三天，又颁布了一项新的重要法令，这个新法令要求停止筑城等过重的劳役，使老百姓可以“专勤南亩，以重本务”。新法令还说：在社会上“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判罪犯，承担“差徭公务”等，不得差别对待。
    
    这些政策的颁布对后金汉人的人心安定起了重要作用，从而为后金的军事行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努尔哈赤时期，后金的国家行政机构十分简陋，以旗代政，一职多能。皇太极致力于中央政府制度的改革，逐步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行政机构，天聪五年（1631年），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崇德改元前一个月，即天聪十年（1636年）的三月间，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这是继天聪五年仿明制设立六部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建政活动。五六月间，还设立了都察院和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以完善中央统治机构。
    
    皇太极通过完善中央统治机构的过程，削弱八旗贝勒的实权，逐步集权于中央的过程，从而巩固了皇权。
    
    因为皇太极的锐意进取，大清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系列的政府体制改革，为将来大清入主北京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满族社会中沿袭着一种很古老的婚姻习俗，崇德改元之后，皇太极也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改革，规定：“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同时还废止了“夫死妻殉”的陈旧习俗。
    
    天聪六年（1632年）满文改革家达海，改进了初创时期的满文。
    
    于是满族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些都是皇太极治理下了不起的成就。
    
    皇太极重视农业生产，他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国之大经”，因此颁行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农业生产的法令。农业的改革是大清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像努尔哈赤时候的经济危机再也没有出现过。
    
    相比皇太极，明朝末年的几个皇帝简直无知无识，差得太远。
    
    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明帝国会有这么多昏庸无能的皇帝，大奸臣、大太监，而不过数十万人的女真族竟然会有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雍正等等如此多的才智之士呢？明朝的灭亡是上天的安排，还是别有原因呢？
    
    入关后的政策
    
    大清进入北京后，多尔衮在范文程、洪承畴等的建议下，提出了“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说，以前的贪官污吏行为一概不计较，只要有利于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后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
    
    这样，清兵征战方面有多尔衮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吴三桂的辽东精兵，战略方面有范文程、洪承畴等运筹帷幄，政治上又制定合适的政策，大量启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国家，巩固占领的领土，为出击李自成和南明，以及未来的一统天下做好了准备。
清朝政府的政治改革是关键。
    
    清朝政府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
    
    清朝政府推行无主荒地免费分给农民垦种的政策。例如四川，每户可分耕地30亩，旱地50亩，交换条件是垦户须入籍。这些政策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顺治年间共开垦土地164263顷，即每年约9125顷。康熙年间共开垦273671顷，即每年4561顷。由于政府提供减税优惠，鼓励土地所有者自己开垦田地，仅1658年开垦土地的总数就高达98259顷。
    
    在1645至1661年间，因为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同时清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得以收支平衡，甚至颇有盈余。明朝中叶以来一直伴随着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在清朝时期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清朝政府还开辟了专门的部门处理水利事务，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王永吉。
    
    王永吉在明朝晚期以专长于财政、刑法和灾荒赈济而声名卓著。
    
    明朝水利系统早已经是混乱不堪。在清朝政府统治的前十年中，差不多每年都有河道大决口，造成严重水灾。在王永吉的领导和清朝政府的支持下，开始了大规模的修建水利工程。
    
    清朝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水利工程，如1686年修建冲鹤运河，1688年疏浚黄河口，1699年加固江苏高家堰堤坝。这些工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此后六十年内，黄河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大水灾，这对河北平原和淮阴地区的老百姓来说是造福无穷。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政府在政治、经济等改革措施上并非自己独创，相反，清朝政府的政治体制、中央机构，乃至改革方针，都是沿用了明朝时候的政策，甚至是改革的主要领导人也是明朝灭亡后投诚过来的叛臣，改革对于清朝政府来说好像没有明朝时期那么难，虽然在清朝入关后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大江南北的反抗，但是清朝的最终统一全国不是因为暴力镇压，而是因为积极的改革造成是不可否认的。
    
    而明朝政府，以及南明政府，对他们而言，这些改革措施他们比清朝政府更有条件做到，他们完全可以得到民心，解决财政危机，提高军事实力，只不过他们都不屑、不愿去做罢了。
    
    明之灭亡
    
    明朝末年，“中国以土广民众，文化水准比较高的民族，但却为局处一隅的后金的野蛮民族的所击败”。此论有失偏颇，清之取国于李自成，而非明，这是南明政府和清朝政府的共识。
    
    明末年间曾流传一首民谣。
    
    “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老天爷，你年纪大，你看不见人来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你塌了罢！你塌了罢！”
    
    可见普通民众对明朝政府怨毒之深。
    
    清朝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绝非只靠杀戮。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下意识的忽略这点，只靠武力治理国家是行不通的，如元朝，如果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暴政，就算是纵横天下无敌的蒙古骑兵，也是迅速瓦解。
    
    经过几十年的农民战争和清朝的统一战争，全国土地荒芜，人丁缺少，财政收支入不敷出。1661年，即顺治十八年，全国人丁户口只有一千九百多万口，还不到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的六千零六十九万多口的三分之一；全国的田地只有五百二十六万多顷。
    
    天府之国四川“民无遗类，地尽抛荒”，“有土无人”；江西是“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鱼米之乡的湖南“自岳而长，村不见一庐舍，路不见一行人”。
    
    而康熙采取了积极的政治、经济改革，奖励垦荒，轻徭薄赋，惩治贪污，并且兴修水利，节约开支，1681年（康熙二十年）后，清朝的财政收入大为好转，1709年（康熙48年）后，户部库存银由一千二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到1722年（康熙61年），全国人丁增至两千四百九十多万口，田地增至七百三十五万顷。1661年，顺治年间，人口不过1亿左右，到1791年，乾隆年间，人口数已经上升到3亿。社会出现了相对繁荣安定的局面，史称康熙盛世。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清朝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康熙实行“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之策。雍正推行“摊丁入亩”的税赋改革，取消了千年来的人头税和丁役银。这些都极大的鼓励了中国民间人口的繁荣。
    
    这样的局面，是清朝政府积极的政策使然。清朝政府的改革已经超过了张居正时期的成就，相对于明朝中后期一百多年的昏君、特务政治、党争，以及苛政来说，说前清“康熙盛世”并不为过。
    
    表面上，明朝政府是在内有李自成、张献忠，外有女真的夹击下最终灭亡，但是以后金区区数十万人口，十来万兵力，又或是在饥饿状态下的几乎毫无战斗力的百万流民，是没有可能推翻一个只要稍微积极一点的明朝帝国。
    
    如果没有女真，也没有李自成，明朝继续这样毫无活力，步履蹒跚的走下去，民众也继续对压迫和恐怖无动于衷，冷漠而麻木的接受这一切，那么，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
    
    中国又能够凭什么来改写近代那么最屈辱的历史呢？
    
    明朝之灭亡，实属咎由自取，明朝上至皇帝大臣，下至贫民百姓，都难辞其咎，明朝的命运操纵在他们手里，而他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或者容忍了不公正的对待，也就势必遭到报应。
    
    中国近代之衰落，现代之复兴，未来之命运，都是同样的道理。
    
    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今天我们所做的就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在一百年后，一千年后，后人会惊叹我们勇气和先见之明，还是会诅咒我们的怯懦和愚昧呢？

    二、回纥（Uighur） 
 
    回纥是铁勒族的一支，又译为袁纥、韦纥，建国后长期沿用回纥名称，意为团结、协助。到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回纥请唐朝批准改名为回鹘（hú，鹰隼），意为回旋轻捷如鹘。回纥活动在贝加尔湖以南地区，分为九个氏族，史称九姓回纥或内九姓，其中药罗葛最显赫，可汗多产生于该氏族。隋唐之际，回纥隶属于突厥，由于同是游牧族，又长期共处，因而情况相似。回纥"胜兵五万，人口十万人"。"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首领菩萨"有胆气，善筹策，每对敌临阵，必身先士卒，以少制众，常以战阵射猎为务"。（《旧唐书》卷195《回纥传》）贞观元年（627），菩萨和薛延陀在突厥北边滋事，颉利可汗派儿子欲谷设率领十万骑进讨，菩萨以五千骑兵大败突厥。菩萨率众归附薛延陀，号称"活颉利发"，回纥从此勃兴。唐朝灭掉东突厥，给薛延陀和回纥同时提供了发展的机会。贞观二十年（646），回纥首领吐迷度攻杀薛延陀可汗，紧密配合了唐军消灭薛延陀的行动。次年，唐在漠北推行府州制度，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委任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吐迷度在回纥内部称可汗，建立汗国，"署官号皆如突厥故事"（《旧唐书》卷195《回纥传》），可想见各级军事长官的称号和突厥一样。东突厥复国后，回纥受其奴役，迁至河西居住。东突厥内乱，回纥首领叶护联合其它部落进攻突厥，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唐玄宗册封他为怀仁可汗。天宝四载（745），回纥灭突厥，填充这块空间，成为漠北雄国。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居住在回纥西部的黠戛斯灭回纥。回纥亡国后，大部分人西迁，主要一支迁至今新疆吐鲁番、乌鲁木齐一带，建立高昌回鹘政权，一支迁帕米尔以西，一支迁河西走廊。小部分东附奚、室韦，后被黠戛斯押回漠北。
    
    在周边诸多民族中，回纥同唐朝的关系算是最好的。安史叛乱突然爆发，渔阳（今北京市）鼙鼓惊心动魄，沉酣在承平梦境中的唐政权猛地揉了揉眼睛，临时拼凑素未训练的民众，从武库中拿出已经锈烂的武器，同安史骑兵对垒，结果屡屡失败。唐朝需要骑兵对付叛军，于是派人赴回纥修好征兵。唐肃宗至德二载（757）九月，怀仁可汗派其太子叶护率领大将帝德等兵马四千余众赴关中，随同元帅广平王（后来的唐代宗）、副元帅郭子仪率领的唐军和西域兵，一共十五万，在长安西面同十万叛军作战。叛军气焰嚣张，唐军"为贼所乘，军中惊乱"。叛军精骑埋伏在唐军大营东面，准备袭击唐军。回纥骑兵援救唐军，出击叛军精骑，"翦灭殆尽，贼由是气索"（《资治通鉴》卷220），从而改变了战局。回纥与唐军密切配合，杀叛军六万，趁机收复了西京长安。十月，广平王、郭子仪率领唐军和回纥兵马东进，临近陕州（今河南省陕县），同叛军交战。回纥"遇贼伏兵于谷中，尽殪（yì，杀死）之"。郭子仪不利，退却数里。回纥援救唐军，追逐二十余里，叛军败北，"人马相枕藉，蹂践而死者不可胜数，斩首十馀万，伏尸三十里"。（《旧唐书》卷195《回纥传》）回纥趁机收复了东都洛阳。乾元元年（758）八月，怀仁可汗又派王子骨啜特勤及宰相帝德等骁将三千人，帮助唐朝平定叛乱。回纥骑兵的参战，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是安史之乱得以平定的重要原因。 

    然而唐朝却因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甚至是拆东墙补西墙。一方面，回纥抢劫成癖，把战争看成是发财的好机会。刚刚收复长安，回纥便要在城内外抢劫，被广平王强行劝止。收复洛阳后，广平王不得不姑息。回纥把洛阳府库中的财帛收缴一空，在市井村坊抢劫三天，"财物不可胜计"。洛阳士女惊恐万状，登上圣善寺和白马寺的阁楼避难。"回纥纵火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在后来的和平年份，住在长安的回纥人动辄驱马作乱，抢劫马匹、财物、子女，甚至行凶杀人。当唐方将凶手关进万年县（长安城东半部）监狱，回纥首领赤心"自鸿胪寺（外交部）驰入县狱，劫囚而出，斫伤狱吏"。（《旧唐书》卷195《回纥传》）另一方面，为了酬谢回纥的功绩，唐朝不断给予他们大量的赏赐，以高价大量购买他们的马匹。病马、老马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为支付马价，国家加重征收百姓的绢帛，财政被拖得十分困难。白居易《阴山道》诗说："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养无所用土（一作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多来一倍。缣渐好，马渐多。阴山虏，奈尔何！"（《白居易集》卷4）唐朝因此不敢再轻易让回纥介入内战。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宰相裴度受命讨伐河北叛乱藩镇，"回纥请以兵从度讨伐"。朝中议论，认为安史乱中"回纥收复两京，恃功骄恣难制"，都不同意再招惹他们。唐穆宗于是派人通知他们，但他们自行开赴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县），拒绝听命。唐穆宗不得已，"诏发缯帛七万匹赐之，方还"。（《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三、 吐蕃（Tibet） 
 
     吐蕃（bō）是西藏高原的政权，关于其族源，说法不一，一种说法认为出自西羌。贞观三年（629），十三岁的松赞干布（汉文史籍称弃宗弄赞）任吐蕃赞普，两三年间，平定内乱，征服邻国，建立起统一各部的吐蕃国。
    
    吐蕃人或逐水草畜牧，流动居处，但建筑很多城郭，以定居为主，经营农业。吐蕃征兵用金箭作凭证，百里立一亭燧，发现敌情，立即举烽报警。吐蕃人崇尚武功，弓箭不离身。吐蕃军令严肃，每次作战，前队全部战死，后队才进兵。朝野上下看重作战丧生，瞧不起病终。如果几代人都是阵亡，被看作是上等人家。对于临阵败北的人，头上悬挂狐狸尾巴，以奚落他胆怯如同狐狸，并当着稠人广众处死。风俗以为这样死掉，十分丢人。  

    吐蕃和邻国相处，不是侵略抢劫对方，就是以武力胁迫对方就范。松赞干布为了达到同唐朝公主结婚的目的，率众二十余万，迫近唐朝边境，扬言："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唐朝把文成公主嫁给他，他还是以这种思维方式对待问题。唐太宗去世，唐高宗继位，他致书唐朝，说："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吐蕃兴起后，积极向外扩张，和唐朝虽然和亲，不曾手下留情。松赞干布时期，宰相禄东赞足智多谋，"讲兵训师，雅有节制"。吐蕃所以能兼并诸羌，雄霸本土，多出于他的计谋。松赞干布去世，新赞普年幼，"国事皆委禄东赞"。禄东赞的儿子钦陵、赞婆等"皆有才略"，在禄东赞去世后"专统兵马"。"钦陵每居中用事，诸弟分据方面，赞婆则专在东境，与中国为邻，三十馀年，常为边患。"（《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吐蕃侵略唐朝的属国吐谷浑，吐谷浑统治者逃到唐朝的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向唐高宗告急求援。咸亨元年（670），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任逻娑（拉萨）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十多万讨伐吐蕃。唐军行至青海大非川，被钦陵打败，吐谷浑沦陷。从此，吐蕃连年寇边，并和唐朝争夺西域，咸亨元年（670），占据唐的安西四镇龟兹（qiūcí，今新疆库车）、焉耆（今新疆焉耆）、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喀什噶尔），完全控制西域。武则天长寿元年（692），武威军总管王孝傑大破吐蕃，收复安西四镇。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又应吐蕃请求，以金城公主嫁给其赞普。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吐蕃请求唐朝把河西九曲地区让给自己，以作为金城公主的汤沐地。"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堪顿兵畜牧，又与唐境接近，自是复叛，始率兵入寇。"（《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这是唐睿宗始料不及的，为了防范吐蕃，景云二年（711）设置了河西藩镇（驻今甘肃省武威市）。开元元年（713），唐玄宗又设置陇右藩镇（驻今青海省乐都县），开元五年（717）设置剑南藩镇（驻今四川省成都市）。开元二年（714），吐蕃十多万众入寇，掠夺牧场的羊马。后来又发生小勃律战役和石堡城战役，争夺对西域的统治，藩镇兵力使胜利有了保障。安史之乱爆发，藩镇部队从西北撤回内地平定叛乱，吐蕃乘机占据河西、陇右地区。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攻陷长安，虽然很快由郭子仪收复，但长安西侧成了吐蕃军队出没的地区。吐蕃在与大食（阿拉伯）角逐和内部争权夺利的武装冲突中，力量受到削弱。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沙州（治今甘肃省敦煌市）汉人张议潮率领汉人起义，赶走吐蕃长官，收复今甘肃、新疆、青海境内十一州土地，由于道路不通，三年后奉地图献唐廷。唐宣宗在沙州置归义军，任命张议潮为节度使。河西、陇右地区经百年之后，才回到唐朝的怀抱。

史窣干曾因欠了官债，逃入奚族人地区，被奚族巡逻兵抓获，要杀掉他。史窣干就欺骗他们说：“我是唐朝的和亲使，你们如果杀了我，你们的国家就要遭殃”。巡逻兵相信了他的话，就把他送到奚王的牙帐。史窣干见到奚王，只作揖而不拜，奚王虽然愤怒，但因惧怕唐朝报复而不敢杀他，还把他当作贵宾，让他住到馆舍里，又让一百人随史窣干返回唐朝。史窣干对奚王说：“大王你虽然派了这么多的人入朝，但是他们的才能低，见不到唐朝天子。听说大王有一名良将叫琐高，为何不让他一起入朝”。于是奚王就派出琐高与部下三百人一起随史窣干入朝。快到平卢时，史窣干先派人对军使裴休子说：“奚王派琐高带精兵都来了，声言入朝，实际上想袭击军城，应早为防备，先下手为强”。于是裴休子就整顿好军队来出迎，到了馆舍，就把随从的奚兵全部活埋。然后抓住琐高送往幽州，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认为史窣干立了大功，就奏请朝廷任命他为果毅，后又升为将军。后来史窣干入朝向天子奏事，唐玄宗与他谈话，十分喜欢他，就赐名为史思明。
    
    这两个小事件都能很好的说明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胆识过人的时代姣姣者。如果他们可以得到合适的环境、合适的机遇，他们就一定能够做出一番不平凡的大事业来，因为他们具体这种能力。如果此时，唐帝国朝廷用正确的政策教育引导二人，也许能把安史二人培养成为忠勇双全，可以独挡一面的边关大将，甚至可以为唐帝国开疆扩土。但恰恰是唐帝国内政外交上的屡屡重大失误，导致安史二人最终走上了反叛的道路。而此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正是由于他们两个人的反叛，这一念之差变幻了中国历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帝国之痛。
    
    三、唐帝国内政的失误
    
    1、朝纲的败落
    
    唐玄宗不是昏君。早期做皇子时，以其过人的胆识清除了亲武则天的朝廷内阁，使天下从武系又重新回到了李唐手中，为延续李唐天下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唐玄宗即皇帝位以来，所任用的宰相中，姚崇善于调解各方面的关系，宋璟执法严厉，张嘉贞重视吏治，张说善于写文章，李元纮与杜暹能够节俭治国，韩休与张九龄个性直率。这些唐玄宗任命的朝廷内阁总理都个有所长。应该说他们治理下的国家，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民族得到了很好的和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风气很正派，为唐帝国的盛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直至张九龄因个性直率而获罪罢相，从此，朝纲开始走下坡路了。张九龄的获罪罢相是完全因为此人的个性直率、性格秉直，做事认真，不懂得阿谀奉承，不会巧言令色，不明白一样话两样说的道理，正应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诚则无徒”的古训。但是张九龄的获罪罢相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朝廷中的百官从此人人明哲保身，没有人再敢于直言谏言。至此，朝纲及社会风气开始走下坡路。
    
    张九龄被罢相后，李林甫上台组阁中央政府。他为了进一步堵塞唐玄宗的视听，达到自己独揽大权的目的，就把谏官们召集起来，明确地告诉他们说：“现在有贤明的君主在上，群臣顺从皇帝都顾不过来，哪里还用得着再多说什么！你们难道没有看见那些立在大殿下面作为仪仗用的马匹吗？虽然吃的是三品等级的粮料，但是如果要是在不适当的时候嘶鸣叫唤，都要立刻被拉下去，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诸大臣敢怒不敢言。李林甫做宰相后，这一番指鹿为马般的表白，表明了皇帝与皇宫外的视听线路从此被断绝，皇帝对于皇宫之外发生的事情，对社会的发展状况再也没有，也不可能会有正确的判断了。曾经，也出现的过正直的大臣“指鹿为鹿”。补阙杜琎曾经向唐玄宗上书谈论政事，第二天就被“贬为下邽县令”，至此皇帝的谏争之路断绝了。
    
    2、李林甫的专权与妒贤嫉能
    
    李林甫担任宰相后，一方面对于朝廷中百官的任用，凡是才能和功业在自己之上的，受到唐玄宗宠信或官位有可能超过自己的人，一定要想办法除去，尤其嫉恨由于文学才能而进官的士人。表面上装作友好的样子，说着动听的话，而暗中却阴谋陷害。所以世人称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有这样的小人担任中央政府内阁总理，真正有大学问大智慧的贤人志士是进入不了中央朝廷的，他们也不屑进入这种环境下的中央政府。
    
    另一方面，从唐朝建立以来，边防将帅所用的都是忠厚名臣，边将不会让久任，也不会让在中央政府中兼任内阁职务，更加不会让身兼数职的现象发生，功名显著、战绩卓越的都会让他们入朝为相。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奖赏有战功的边关大将，二是主要防备边将在边境地区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对于中央政府可以有效的控制地方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唐帝国边境地区四方少数民族的将领，虽然象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那样的名将，也不会让他们在一隅做大，都是会任命中央政府的内阁官员来节制他们。而到了李林甫做宰相时，为了杜绝边将入朝为相影响他的地位，就针对边将太多，且大多是没有什么中原文化的少数民族这一情况，李林甫上奏皇帝说：“用内阁官员为节制边将的将领，但文臣多怯懦而不敢作战，不如用出身低贱从事过农耕业的边境少数民族战将为军队的将帅。他们大多都勇敢好战，出身低贱而且孤立没有党援，陛下如果能够用恩惠笼络他们，他们一定能够为朝廷尽力”。唐玄宗认为李林甫的话很有道理，就首先重用了安禄山。而后，边境线上的各边关重镇都先后使用了少数民族的将领为节度使，这样全国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到了北方的边疆上，形成了里轻外重的局面。最重要的是由于军队将领的地方化，军队的将领能够很好的控制军队，最终逐渐使得国家军队地方化，而地方军队则为私人化。因而，最后安禄山得以发动叛乱，几乎推翻了唐帝国，这一切皆因李林甫追求专宠和巩固自己地位的阴谋所致。

    3、唐帝国政府战备意识的丧失。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政府都是十分重视战备工作的。作为国家战备工作做的好，对于应急内忧外患都是十分必要的。唐帝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汉人政权更是如此。唐帝国初期的战备是实行的府兵制。府兵制下的折冲府有木契、铜鱼。朝廷如果要征发府兵，就颁下敕书、木契和铜鱼，经都督府和郡府检验木契、铜鱼都能对合，然后才能发兵。自从招募了弘骑之后，府兵制就日益衰落，其中有死的，有跑的，官吏也不再清点补充，府兵装备的马匹、武器和粮草也都消耗散尽，而没有得到及时补充。原来的府兵入朝宿卫者被称为侍官，意思是去保卫天子。后来宿卫的府兵多是雇人顶替，军官也象奴隶一样役使士兵，以至于长安城中的人以做侍官为耻辱，把他们作为戏笑时辱骂的对象，而被派往边疆戍边的府兵也多被当作苦力役使，为的是那些府兵死后，边将可以吞掉他们的财产。所以那些应该当府兵的人纷纷逃亡。至此，折冲府已经没有兵员可以征发了。
    
    于是公元749年，天宝八年五月初十。政府内阁宰相李林甫上奏皇帝请求停止折冲府下发的铜鱼、木契和敕书，即让名存实亡的府兵制停止动作，皇帝同意了这一建议。从此，府兵只保留了原来的官吏，但这些折冲府府兵中的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等保留下来的官吏却再也得不到升迁，因此，士大夫们就更加以做此类官员为耻辱。而代替府兵的招募弘骑的办法，在执行当中也逐渐丧失了本意，应募的多是一些市井中商贩和刁猾之徒，且未经严格训练，也就是兵痞。因此，普通百姓就更不愿意当兵了。
    
    当时，唐帝国已天下太平日久，大多数人都认为国家应该裁军，并且是大幅度的裁撤军队，因此，在民间禁止私人携带武器。民间子弟有做武官的，父母兄弟都瞧不起他们。但是，唐帝国的精锐部队却都聚集在西北方的边境线上，而国内空虚，没有任何象样的战备可言。在唐帝国国内布防这一点上，为安禄山率领的边防部队叛乱，可以短时间内席卷国内大部创造了客观条件。而唐帝国中央政府在安禄山叛乱之后，因国内布防空虚，仓促应战，短期内根本来不及组织起有效的阻击，很快丧失了战场主动，陷入了被动防御的地步。因此，长安、洛阳等国内大城市迅速失守，中央政府被迫西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战争初期的军心、民心的丧失。
    
    四、唐帝国外交政策的失误—即民族政策
    
    唐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和影响力最为顶盛的时期。成吉思汗和他的元帝国虽然是中国历史上帝国疆域最大的一个帝国。但一方面他是一个外来少数民族政权；另一方面，元帝国对中原地区汉族的统治时期，与之相对峙的宋帝国一直未停止过抵抗，因此，元帝国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也仅局限于军事上的占领与被占领，而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繁荣上，是无法与唐帝国相提并论。唐帝国时期是建立了一个以唐帝国为中心，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其称臣纳贡的格局。应该说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清帝国。但唐帝国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上，即没有采取高压打击政策，也没有采取民族融合政策，而是依托唐帝国军事上的影响力采取了妥协忍让的民族政策，导致了唐帝国疆域周边的吐番、高丽、突厥，甚至云贵川地区本属于中原内陆的少数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政府。这些少数民族在唐帝国强盛时期，还可能会维持着对唐帝国称臣纳贡的格局体系，但一旦唐帝国发生内战，他们则马上会成为瓜分中原内陆地区的虎狼。果不其然，在后来的安史之乱时，唐帝国不得不陷入多面作战的被动局面。这多多少少也为安史之乱的蔓延创造了外部条件。
    
    五、安禄山的政治成长史
    
    公元742年正月初九，唐帝国中央政府册封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标志着安禄山正式成为唐帝国官方任命的十个封疆大吏之一，跻身为手握重兵的一方诸侯。
    
    而此时的唐帝国边防线上重镇中共有兵四十九万，战马八万余匹。唐初，中央政府每年供给边防军队的国防开支费用不超过二百万。而至天宝年之后，边防军将领为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纷纷上奏中央政府要求增加兵力，于是边防部队日益庞大，以至于费用浩大，公私烦劳，老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同时，各处节度使隐匿部队数量，于是越来越多的部队开始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成为地方节度使的私人武装，逐步形成了诸侯割剧的不利于中央政府统治的混乱局面，这也为安史之乱创造了首要的历史条件。同时，这种局面直接导致了唐帝国末期的番镇割剧和以后的五代十国的内战局面。
    
    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春正月。安禄山第一次以封疆大吏节度使的身份入朝朝觐天子。玄宗对他十分宠幸，下命令准许他随时可以进觐。此时，安禄山上表天子：“去年(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营州蝗虫吃禾苗，我焚香祝告上天：‘如果我心术不正，对君王不忠，愿让蝗虫吃我的心。如果未负神灵，愿使蝗虫自动散去。’于是，有一群鸟从北面飞来，立刻吃尽了蝗虫。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交付给史官记录下来”。这是安禄山的政治秀。但是就这么一个荒唐的事件，唐玄宗居然深信不疑，答应了他的要求，可见安禄山受宠的程度有多么的深长。

第二年，即公元744年，朝廷加封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任命礼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称赞安禄山公正无私，朝廷宰相李林甫、户部尚书裴宽也都称颂安禄山忠君爱国。以上三个人都是玄宗所信任的大臣，于是安禄山愈加受到玄宗的宠信稳固不可动摇。此时，安禄山完成了对玄宗的政治声势上的包围。正是由于玄宗这种稳固不可动摇的信任，造就了日后的安史之乱。
    
    安禄山稳定了朝廷对他的绝对信任，继而在公元745年即天宝四年，发动了对奚和契丹的战争，以此谋求在军事战功上的成绩而求得玄宗的更加宠爱。奚和契丹原本是归附唐帝国的少数民族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