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爱牛人

　　不论是贵州瓮安的群体性事件，还是上海的恶性袭警案，都是因小而大最后造成影响全国的重大事件。

　　如果贵州瓮安一开始就做好死者家属的工作，就不大会酿成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如果上海警方一开始就妥善处理与当事者的纠纷，就不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应该说，两起案件仍是传统的社会安全问题，这种问题的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我们忽视了它，以至于最后因个体极端行为而让事态扩大。

　　风险管理理论有一个基本假设：一般而言，社会人都是理性行动者，其行为都有目的，遵从趋利避害的原则。但是，由于每个人的利益、偏好、预期和选择不同，个体集合的行动就可能偏离或违反集体的和社会的理性目标，由此产生风险。而所谓风险管理，就是通过理性的控制，使风险最小化。在当前越来越个体主义化的社会里，人们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极大化，给防范社会风险提出了更高要求。

    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社会复杂系统的一个节点，每个人的个体行为都有可能因偏离或误差给社会带来危害，而现代技术的发达又进一步扩大了这个危害。比如，熊猫烧香病毒的炮制者不过是因为求职碰壁进而报复社会。而且，即便是传统的社会安全问题，因为信息传递的发达也带有普散性特点。

　　社会风险因个体行为而起，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仍绕不开针对个人行为。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一方面要在各种复杂的、不确定的、更加个人主义化的利益、偏好、预期和选择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另一方面，针对日益多样化的个体行为，要建立各种保证“自我利益和责任”一致的机制，就像保险公司需要针对各种变化的个体“道德风险”的机制一样。这样把个体行为的异动化解在萌芽状态，由此引发的社会风险也就不会再发生了。